“长江《读书》奖”评出来了，同许多奖项一样，有的人获了奖，有的人没获奖，然而同许多奖项不一样，这次站出来质疑的人多了，而且表情都比秋菊还要认真。焦点有三：评奖的特邀名誉主席某某该不该获特别荣誉奖，评选学术委员会召集人之一某某该不该获专家著作奖，评委某某该不该获文章奖。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，评奖工作室又是声明又是辟谣，说明他们在认真面前也不能无动于衷，此等景象，以往的评奖，诸如鲁迅奖、茅盾奖、国家图书奖中，从未出现。
质疑者在他们的认真里表达了两方面的心绪：一是表明知识分子对民间评奖的厚望，二是对程序公正的渴求。这方面的论争，也由最初的结果的不平，转化为对程序与规则的捍卫。朱学勤撰文说：“如果有两个人为另一个人是否获奖发生争执，第一个人说那人作品质量高，程序不合规则也必须获奖，否则就不公道；第二个人说，那人作品就算天下第一，如果不合程序，也不能获奖，突破程序，会引起更大的不公。听完他们的辩论，我们就大致可以判断：第一个人是实质正义；第二个人是要程序公正。……在远古与中古，人们发生争执，具有实质正义的一方，往往是通过血亲复仇、部落械斗、私刑报复、个人决斗来解决。只是到了近代，人们才逐渐明白，即使实质正义，为了避免社会共同体在暴力中同归于尽，也必须通过程序公正来解决，这就是近代法治。”（《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》，载2000年7月14日《南方周末》）朱学勤敏锐地觉察到，知识界自身建设的当务之急，是补上“公民意识”的一课。如此，“长江《读书》奖”如何，已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因为它成了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一个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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